谈艺术不能架空现实

杜尚的“我热爱生活胜过一切，我热爱呼吸胜过一切……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……”，几句话就把过分追求“艺术为艺术”“艺术就是艺术自身”“艺术的本体价值”的方向引导到了艺术的出发点和归宿。其实，他说的这些道理，在普通人看来，本就稀松平常毫不出彩，是一个不需讨论的基本常识。为什么这些话在艺术界就被尊为“大师”的棒喝?
只能说明，艺术界太容易犯常识性的错误了。不少文艺从业者可能认为文艺是超越于凡俗的，阳春白雪是一定与下里巴人不同的。其实，这里可能更暗含着一种潜在的观念：现实是庸俗杂乱的，要搞懂现实很难，要掌握现实规律并在现实中摸爬滚打很难，于是，找一条“高雅的”“精英的”“远离而超越现实的”路，让自己可以自成体系、自圆其说。如果这样，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一种软弱和不负责任的心理，是一种以为“可以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地飞行”的思维。现实是复杂和有难度的，但正因为有难度，高度才有可能建立。而且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?没有现实的依托，哪来超越、如何超越?
从这一点来说，若杜尚说生活重于艺术，方力钧反复说自己是普通人，徐冰重视“准确、结实、实用主义”，王广义强调从人文热情的虚妄迷雾中走出来……他们所说，对普通人而言，似乎不但不高明，而且是太初级无需讨论了。但恰恰是这些回到普通人的初级常识的见解，让艺术界的人赞叹和佩服。就像徐冰反复说：他的作品，对知识分子特别有效。言外之意，即某些问题是知识分子容易犯的，比如太把知识当回事而忘掉源泉、本末倒置了。
艺术界有很多轻视现实、非实证、空谈玄谈、貌似宏大却不着边际不切实际以至不知所云、用夸大其辞的非理性煽情话语把很多东西神秘化的现象，但当用科学、实证的精神来分辨时，你会发现，很多东西其实简单明了。
比如“天人合一”，非常宏大而神秘的词汇，让人乍听不明就里但又感觉很重，容易因其表皮的宏大神秘而让人晕头转向。但从实证的角度看，其实是一个最初级的常识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人要顺应自然规律。比如“天道”，从科学角度解释就是“自然规律”。现在我常常从艺术圈听到如此论断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以矫正西方文化，把人类从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困境和厄运中解救出来。问题是：这个精髓是指什么?西方文化又是指什么?如果连这两个问题都说不清楚，如何得出如此确切的论断?
我认为，只有人在现实中所遭遇的“问题”，才是本体。可以说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，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应对态度和解决方式不同。这个角度，是可以大致谈谈的。把中国人和别国人本质化，却忘了首先都是人，忘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需要共同面对某些问题的现实。
可以说，国人或者亚洲很多文化区域中的人，很早就意识到了直觉的感觉体验是更真切、踏实、准确的，所以，这些人在面对问题时，往往会基于直觉感受而直奔问题、一步到位，而且因为直奔主题，在具体做法上可以松动灵活、随机应变。这种思维，也就是人们描述的：水性思维、不拘一格、无法可循……再往前回溯，《道德经》开篇的“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”，其实已经把真实、真理界定得非常到位——它从根本上无法用言语等来准确、全面把握，只能用本能的、直觉的体验来把握;所以，它是混沌的、放松的、流变的。禅宗就是因为真实、真理不可道、不可名，而“不道、不名”，直指人心。后现代哲学一再强调的“身体”，本意应该就是把握它。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之前的“现代性”的硬、僵、紧和局限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东西方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，只是东西方面对相同问题时的方式、方法是有所差异的。
从这种角度来考虑，才可以说“中国”“传统”“文化”可以矫正或补充“西方”“文化”。此外，涉及到具体问题时，只能具体对待，看作为此时此地的每个个体，有什么区别于别的个体的方向和做法。这时，“少谈些主义，多谈些问题”，是非常精彩的。别扯什么中国人的天人合一、回归自然是解决全球环境、能源危机的良方。面对全球环境、能源危机，西方人一直在努力提出各种具体而微的方案并身体力行，包括通过“反资本主义逻辑”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而我看到的不少中国同胞，在日常生活中的浪费现象(不是“消费”)和破坏环境现象，其环保意识之差，实在让我难以相信这些“有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”的人何时会解决全球性的环境、能源危机——基督都要努力“道成肉身”，这些人在现实中做了什么?如何让他们的伟大理论落地?当我参加完王久良作品《垃圾围城》的研讨会后，当天就让同事把办公室的垃圾桶分类，并告诉大家应该分类投放的原则。但几天后就发现，认真做的人越来越少(本来就漠视现实细节、不以为然的人就更别提了)，一段时间后，除了我就很少有人坚持做了。
读书人迷恋书本，艺术家迷恋作品，这些无可厚非。但直接向源泉学习，其实更方便、更扎实、准确，并能在触摸源泉时有所发现，从而有踏实地“创新”。一个专注于触摸现实的人，几句朴素而踏实的话，往往更接近真理。否则，陷进文本、概念、逻辑却架空现实的系统中，越陷越深，最终带来的只有虚妄。